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连续多年雄踞复旦医院管理研究所专科排行榜的第一名。这样的实力是如何锻造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北京抓龙筋工作室。公交49路末班车每晚停靠东安路站时，司机就会熄火静静等待，直到一位慈祥端庄的老太太披着夜色走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从容不迫地移步上车。她就是以科室为家的病理专家王懿龄教授，除了每周末例行休息一天，她都在显微镜下不知疲倦地工作，寒来暑往，周而复始。49路的司机班也形成了一种默契，每晚都来接王教授回家。

　　在病理科主任王坚教授看来，这是医院老一辈专家为了事业艰苦奋斗的缩影，是建院以来五代病理人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的缩影，也是全国病理同仁甘居幕后默默奉献的缩影。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九十华诞之际，他接受医学界的专访，在对往事的深情回忆中，介绍了病理科科室建设和学科发展的历程与体会。

　　走进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3号楼，一楼大厅里悬挂着几位老教授的巨幅照片和铜像。他们都是医院创始时期的元老，包括外科肿瘤学奠基人李月云教授、放射肿瘤学奠基人吴桓兴教授和张去病教授，以及肿瘤病理学奠基人顾绥岳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前身是创建于1931年的中比镭锭医院，院名本身就体现了明显的肿瘤专科特色，而外科、放疗和病理是建院之始支撑全院业务的“三驾马车”。

　　病理诊断一向被称为医学诊断的金标准，为肿瘤治疗指引方向。王坚教授介绍，顾绥岳教授1948年赴美留学，归国后成为病理科的创始人和首位科主任。在他周围聚集起一个群星璀璨的专家群体，包括涂莲英教授、许良中教授、刘尚廉教授、王懿龄教授、张仁元教授、沈铭昌教授、许越香教授、张廷璆教授、项美娣教授、沈守雨教授等。当时病理诊断还停留在形态学阶段，主要靠显微镜下看切片，个人经验至关重要，这批老专家给了病理科一个高水准的起点，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积淀。

　　在那个年代，全国能做病理诊断的医院很少，人才稀缺。病理科除了服务于肿瘤医院的临床治疗，也受当时的卫生部 （今国家卫健委） 委托举办了全国第一个肿瘤病理进修班。有不少后来的科主任和病理名家都在这里学习过，时至今们见面时还喜欢以“我是第X期的”来作自我介绍，所以这里也可以说是培养全国肿瘤病理医师的“摇篮”。

　　2010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开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肿瘤医院病理科当年招收11人，位列专科招生人数和基地规模之最。11年来共招录学员142人，使得科室医师数翻番达到50人，并向上海市多家医院输送了新生力量，还为福建、云南和深圳等兄弟省市代培住院医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2017年荣获全国临床病理专业“骨干住培师资培训基地”荣誉称号，2021年获批“国家住培重点专业基地”。

　　近几年住院医规培制度已经在全国推开，肿瘤医院病理科又在多年亚专科建设的基础上，借鉴美国医疗体系中的专科医师 （fellow） 培训制度，在全国首创病理专科进修，为高年资的专科病理医师培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病理科也曾经历人才断层，很多优秀毕业生服从分配来病理科就是奔着出国去的，因为条件差距太大了。王坚教授回忆，他于90年代初来到肿瘤医院工作时，全院只有两座业务用的楼房，“看上去和现在的乡镇卫生院差不多”；病理科的显微镜都是被淘汰下来的旧物，办公桌的抽屉一拉开，里面的东西稀里哗啦全掉下来。

　　每次说起这个话题，王坚教授都会满怀感恩地提起时任科室领导施达仁教授和朱雄增教授，他们始终秉持着一种信念：要从各方面带领科室走上更好的方向，利用有限的资源改善了科室硬件，并开始大力培养人。1994年底，病理科入选上海市卫生局领先学科建设计划，任务是建设三甲医院重点专科，科室领导利用各种机会把年轻人送去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王坚教授也于1997年被派往日本学习和工作，历时两年完成科研任务，受到日本方面的好评。在他之后，科室又增派了两位青年骨干赴日学习，顺利完成了“接力”，成为科室医师出国留学最为成功的案例。

　　王坚教授在日本开展科研项目时，带去做实验的是自己科室的肿瘤组织样本。令人难堪的是，由于早年标本处理不规范，包括固定不及时和不正规，肿瘤组织mRNA基本全部降解，没有办法再做下去。后来换用了标本，很快就做出了结果，“这让我们在汗颜的同时，感受到了什么是差距。”！

　　在国外期间也学习到一些新的理念，包括在科室里组织早读会，每周一次，每次由两名医生各讲15分钟，进行文献解读或病例讨论。这两项制度结合有助于青年医师的培养。

　　王坚教授认为，病理医生要对疾病进行综合诊断，内、外、妇北京手天使抓龙筋、儿等临床知识不能忽略，如果不知道相关疾病的临床表现或临床改变北京抓龙筋会所，只会看片子是很片面的。因此对病理医生应该高标准、高质量地去培养，具体做法可以直接向国内外先进的经验学习。

　　欧洲的同行来中国访问，往往惊讶于我们的病例数量之多，但是说到病例质量，还是他们做得更加细致，所有的相关信息都非常全面，像法国从事软组织研究的一些分子实验室，在Nature Genetics等期刊上发表高质量文章，对他们来说司空见惯。国内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坚信有朝一日，我们也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作为后盾，推动临床病理向前发展。

　　在带领整个科室苦练内功的同时，医院和科室也持续不断地把青年医生送出去，包括长期培训，短期访问，参加国际会议等。时至今日，科室已有一些年轻的住院医师受邀在美国和加拿大病理学会年会 （USCAP） 分会场上进行口头报告 （oral presentation） ，在这一国际病理界顶尖水平的盛会中展露头角，让国内来参会的同行能听到中国年轻学者的声音，令人倍感自豪。

　　在复旦医院管理研究所的专科排行榜上，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病理科连续多年雄踞病理专科第一名。这样的实力是如何锻造的？

　　王坚教授首先提到的是传承——老一辈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后人要把他们的优良传统和学术成就发扬光大。

　　在病理科工作，勤奋努力是最基本的要求。20年前，全科年样本量2-3万例，现在光是常规病例就高达8万，加上会诊和细胞学病例，综合样本量达一年20万例，节奏越来越快，每周都有一两天特别忙，被大家称为“魔鬼班 （shift） ”，连饭都没时间吃。

　　年轻医生为了赶上第二天一早带教医生的查问，必须连夜把报告发出来，“入行不久的姑娘们有时边哭边工作到深夜”。因为不仅辛苦，而且病例大多很棘手——进修医生们反映，在自己医院几年一遇的病例，在这里一两个月就看到好多。正是这样日复一日高强度、高标准的工作，让大家在诊断实战中日积月累，不断进步。

　　科室于2007年在全国率先实行的亚专科建设，无疑是肿瘤医院病理科提升专业水准的公开秘密。王坚教授对于推进这项工作的初衷毫不讳言：在国际上，代表病理行业最先进水平的始终是美国，那里的一些行业专家各方面都非常出色，给人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日本早年主要是向欧洲的德国学习，后来的医师多赴美留学，现在已自成体系，也非常先进。反观中国，除了上世纪90年代张仁元教授等少数几位专家曾经参与过WHO软组织肿瘤分类编写外，我们在国际上的声音很小，“什么时候才能和人家一样呢？”？

　　王坚教授从美国留学归来，与时任主任杜祥教授一道启动了亚专科建设。在条件和人手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亚专科建设逐步开展，建立了相应的亚专科负责人制度，充分做好具体的工作安排，遇到问题随时解决。

　　积累了最初的经验之后，又逐步把这项制度推广，条件成熟一个就推出一个，边实施边改进，要求也相应提高：主治医师必须全面轮转，升任副高以后才开始做亚专科；年轻人跟从老师们学习，也潜移默化地在不同的方向有所专注。

　　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北京抓龙筋工作室，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逐步正规化，行稳致远。其中遇到过哪些困难？王坚教授脱口而出：“太多了北京抓龙筋spa！”比如人手不够，比如工作量难以平衡——各亚专科病例难易程度各异，对工作分配和绩效考核等等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但也都毫无悬念地被一一克服了。

　　令人欣慰的是，14年的努力基本覆盖了所有的亚专科，用聚焦的方式培养出一批术有专攻、乃至能够在国际上发声的中青年专家——其中有4位参与了WHO分类的编写，还有好几位在国际医疗组织中担任中国委员。

　　“这说明我们的亚专科建设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王坚教授同时表示，如果以人的一生来作比喻，这项工作还处在青少年阶段，仍需要不断予以加强和完善。

　　也有一些同行来取经。他认为，具体的做法都可以交流和探讨，最重要的是要有决心，不能在做事之前先把问题摆了一堆。

　　说到这一点，王坚教授深有感触：医学发展需要强大的基础研究做后盾，需要加大投入。美国知名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也就数百张床位，但其背后那些研究机构、包括对癌症治疗、研究、教育和预防的国家投入，令人咋舌，甚至他们一个实验室出的成果，都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一家医院。

　　毋庸讳言，我们在病理的发展上有一些历史欠账。王坚教授认为，追赶的过程既不能“头痛医头北京抓龙筋按摩、脚痛医脚”，又需要脚踏实地，能够真正转化为临床所用，造福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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